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尊重影视规律 改编文学名著

2019-05-01 来源:未知 作者:admin

  尊重影视规律改编文学名著?筵田悦芳当前,文学作品影视化已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文化潮流,它不仅极大地冲击了传统的文学传播方式,也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们的文化消费方式。文学名著改编既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,又事关当代文化的建构,某种程度上甚至还肩负着文化普及的责任。但进入新世纪以来,我国的名著改编工作陷入了发展的低谷,改编效果似乎总是不尽人意,出现了诸多毁多誉少、“新不如旧”的作品。然而,影视产业毕竟是一种“内容型”文化创意产业,尤其是对于名著改编而言,影视剧不仅要把原著故事情节的载体从文字转变成影像,产生观赏性,还要能呈现原著特定的文本精神与思想意蕴,实现名著自身的文化品格延伸,名著改编的最终意义就体现在通过重塑名著。

  当前,文学作品影视化已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文化潮流,它不仅极大地冲击了传统的文学传播方式,也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们的文化消费方式。文学名著改编既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,又事关当代文化的建构,某种程度上甚至还肩负着文化普及的责任。但进入新世纪以来,我国的名著改编工作陷入了发展的低谷,改编效果似乎总是不尽人意,出现了诸多毁多誉少、“新不如旧”的作品。就此而言,改编不成功的瓶颈在于文学文本不能向影视剧本有效转换。这其中,为改编“松绑”,建立起更加开放的观念和创新意识尤为重要。

  对于经典名著的改编,传统观念倾向于忠实原著。但是,随着时代的变化,在全新历史条件下重新阐释经典是非常有必要的。将文学名著改编成影视剧,尊重原著至关重要,但却不应成为影视改编的“紧箍咒”。越是优秀的、大部头的文学名著,在改编成影视剧时忠实于原著的难度越大,被观众认可也就越难。首先,因为它的知名度高,观众的期望值也会高,众口难调的改编风险也会更大;其次,文学作品以文字为载体,而影视剧是采用影视语言的表达规则,二者很难实现对等翻译,在影视改编中必然要失掉原著的一些丰富性,虽然不能说影视剧就比文学文本逊色,但读过原著的观众再看影视剧总会产生一些遗珠之憾;再次,文学作品在叙事、抒情、描写方面不受时空限制,而影视剧要在特定的时空中构成相对完整的叙事(或意义),如果对原著的结构、情节等照搬式全景呈现,就会给观众一种用外力叠加故事的感觉,观众无法对剧情感同身受,自然会降低对整部影视剧的认可度。近年来,国内上映的多部名著改编剧的失败,就与过于忠实原著的改编观念有很大关系。

  毕竟,文学与影视是两种不同的艺术类型,文学作品影视化的过程必然会损耗原著的文学性。在名著改编中,既要保持原著精华,实现文化诉求和美学诉求,成为艺术作品,又要具有观赏性,满足商业诉求和市场诉求,成为影视商品,的确难度很大。但纵观中外影视发展史我们会发现,文学名著始终是影视生产的创意之源,若改编得当往往更能成就影视剧的伟大。如黑泽明的《罗生门》和大卫·里恩的《日瓦戈医生》都是根据文学作品改编成功的世界级经典电影,2013年上映的最新版电影《悲惨世界》和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,也是令人耳目一新的改编作品。曾有人统计,在奥斯卡80多年的历程中,80多部获得金像奖的最佳影片,有将近一半是根据小说改编的。中国影视历来有改编文学名著的传统,鲁迅、茅盾、老舍、巴金的小说都曾被搬上银幕,特别是改编自当代文学名作的电影《红高粱》《霸王别姬》,已成为在国际上为中国电影赢得良好声誉的经典影片。由此可见,名著改编是一件大有可为的事业。

  虽然,名著改编不必照搬原著,但也要坚决对文学名著的肆意“戏说”、“”。要让“改编”的过程成为一个塑造民族品性的过程,要通过重塑经典来实现文化的传承与建构,促进民族文化的自觉。目前,我们亟须以开放的观念,呼吁更多的有识之士参与到文学名著影视化的工作中来,不设置唯一的改编标准,允许多样的思路与风格来实现文字语言到影视语言的转换,让改编成为对文化经典的新诠释、新创作,实现中华文化的不断发展与升华。

  近十多年来,在我国完成一部影视剧所需要的策划、编剧、导演、表演、制作、发行等环节中,编剧几乎是最薄弱的一个环节,甚至还有被边缘化的趋势。编剧水平的高低决定了剧本质量的优劣,没有好的剧本,再优秀的导演也拍不出好的影视剧来。而编剧水平不够,其实多是输在文学方面,这种情况也导致影视行业对编剧的不信任,甚至漠视,所以现在常常出现导演兼任编剧,演员兼任编剧,甚至导演、主演、制片人和编剧兼于一身的现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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