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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平原 “学术文”的研习与追摹

2019-01-08 来源:未知 作者:admin

  新史学编辑部按:这是陈平原教授为北大研究生开设的“学术”选修课的开场白,我们将它分享给大家,无论你是刚刚步入研究生阶段的学术新手,还是身处“瓶颈期”的学界同仁,都能从中得到启发。

  以“学术”为讨论对象,类似的选修课,十五年来,我开过好几轮。跟以往有点不一样,这回少了一个“史”字,背后的原因,是希望突出文本细读,而不是宏观论述。相应的,教授的方式,也由演讲式的满堂灌,转化为如切如磋的师生对话。还是谈论“学术”的演进,但不再一味高谈阔论,而是落实为若干代表性文献的阅读与讨论。这里牵涉两个问题:第一,学术文,第二,讨论课。而所有这些,说夸张点,都是渊源有自。

  请注意,我提供的,不仅仅是历史文献,而是兼有文献价值的“学术文”。关注“学术文”,将“学术文”的研习与追摹,作为中文系的必修课,这是老北大的传统。大学中文系的任务,除了知识传授,还有写作训练。比如,1931年秋,北大国文系新添“新文艺试作”课程,分散文、诗歌、小说、戏剧四组。散文组指导教师:胡适、周作人、俞平伯;诗歌组指导教师:徐志摩、孙大雨;小说组指导教师:冯文炳;戏剧组指导教师:余上沅。负责具体指导的教员,日后多有变化,但这课程是延续下来了。沈从文在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“各体文习作”、“创作实习”等课程,由于汪曾祺在《西南联大中文系》、《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》中的精彩描写,而广为人知。换句话说,学院里的文学教育,包括写作课程的开设,现已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。但所有这些,都属于“文艺文”。“学术文”呢?中文系的研究生中,日后成为著名作家的,毕竟是少数;从事学术研究的,应该说是主流。那么,这些日后的专家学者,是如何习得“学术文”的写作的,这难道不值得我们认真追究?

  这件事,说实话,以前我也没细想。因为在法兰西学院图书馆发现了一批老北大讲义,才促使我认真考虑这个问题。远隔千山万水的巴黎法兰西学院,居然收藏着几十册早年北大的讲义,而且“养在深闺无人识”,这点让我喜出望外。这些讲义,版式统一,有油印,也有铅印,封面上写着课程名称以及讲授者的姓,正文偶有与封面不太一致的。其中油印讲义共7种12册,铅印讲义则有5种14册,我在2005年第3期的《读书》上,专门做了介绍(参见《在巴黎邂逅“老北大”》)。跟今天论题相关的,是沈(尹默)的《学术文录》和叶浩吾的《学术史》(内文《中国学术史》)。后者是个人著述,前者则依次收录章太炎《文学略》、《韩非子•显学》、《礼记•礼运》、陆机《文赋》、《史通•模拟》、范晔《狱中与诸甥侄书》、章学诚《诗教》、《庄子•天下》、《史记•游侠列传》、《礼记•中庸》、《典论•论文》、《日知录•文人求古之病》、《检论•儒侠》、《国故论衡•论式》、《孔子世家》等。怎么看待章门在民初北大的影响,我在《老北大的故事》以及《中国大学十讲》等著述中,都有所涉及。这里只想指出一点,这些“学术文”的讲习,主要目的不是呈现中国学术演进线索,而是培养“学术意识”以及“文章趣味”。

  之所以敢如此断言,是因为得到一位藏书家的帮助,我又发现了三种线装铅印的老北大二、三十年代的讲义,同样显示这一旨趣。第一种,“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”一年级《国文》讲义,主体部分是从先秦到清代的文学作品选,后面附录梁启超《清代学术概论》的导言以及胡适的《国学季刊发刊宣言》。第二种,国文系一年级《诗选》讲义,后附胡适《孔雀东南飞的时》(出自《白话文学史》第六章)、梁启超《古诗十九首考证及批评》(包含他人相关论述)、胡适《南北新民族的文学》(出自《白话文学史》第七章)。第三种,国文系四年级选修课讲义《学术文选•学术文习作示例》,包含梁启超《释“四诗”名义》、朱自清《李贺年谱》、(胡适)《校勘学方——序陈垣先生的元典章校补释例》、冯友兰《原儒墨》、王国维《红楼梦评论》等。当年北大国文系的教师们,到底是如何开展教学的,需要很多细节才能复原;但在不同课程的讲义里,附录若干“学术文”,明显有提供样板,以便学生追摹的意味。这点很值得我们注意。

  学术论文到底该怎么写,如何展开思路、结构文章,怎样驾驭材料、推进命题,对于研究者来说,并非自然天成,而是需要长期的学习与训练。不是说有观点、有材料,就一定能写出合格的学术论文。当然,长时间阅读前人相关著述,耳濡目染,某种程度上是可以无师自通的;但若有师长点拨,入门岂不更容易,起码可以少走很多弯路。

  摒弃“通史”或“概论”,转而选择若干经典文本,引导学生阅读、思考,这一教学方式,除了老北大的经验外,还得益于程千帆先生的《文论要诠》。

  抗战中,程先生在武汉大学中文系讲“文学发凡”,据说其讲义包括总论、骈文、散文三部分。起初选文太多,一年讲不完;于是,只好重编。讲义没编定,人已经转到了金陵大学;顺理成章的,这教材也就由金陵大学出钱印了出来。1948年,叶圣陶为其易名《文论要诠》,由上海开明书局正式出版。1983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重印此书,又改成了《文论十笺》。讲的是“文学理论”,但并非搭个空架子,再往里面塞例证;而是选择十篇最有代表性的文论,在笺证中阐释。比如,通过笺证章太炎的《文学总略》来“论文学之界义”,通过笺证章学诚的《诗教上》来“论文学与时代”,通过笺证刘师培的《南北文学不同论》来“论文学与地域”,通过笺证陆机的《文赋》来“论制作与体式”等。

  程先生的这一教学思路,对我很有启发性。1997年秋,我曾专门赴宁,向已赋闲在家的程千帆先生请教。谈话中提到,我准备编“中国现代学术读本”,作为讲授“中国现代学术史”的教材,程先生很高兴,大声叫好,还特地推荐了章太炎的《五朝学》,说这是大文章,好文章,一定要入选。很可惜,岁月蹉跎,“读本”至今没有完成。不过,把程先生教授“文学理论”的这个方式,转为讲授“学术”,我还是略有推进的,那就是特别强调讨论课的意义。

  这门课,形式上是讨论课,或者叫“Seminar”。这既是老北大的传统,又基本上被遗忘了。为何大发感慨?不妨就从北大办研究所说起。蔡元培校长在北大1918年开学式上发表演说,称“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”,“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,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”。至于“本校一年以来,设研究所,增参考书,均为提起研究学问兴趣起见”,更是蔡校长所引以为傲的(《北大一九一八年开学式演说词》)。两年多后,北大公布《研究所简章》,开篇便是:“研究所仿德、美两国大学之Seminar办法,为专攻一种专门知识之所。”北大1918年创建研究所,虽拨了点经费,但难以为继,很快风流云散;因而,蔡校长日后回忆,谨慎地称之为“拟设”。直到1921年11月28日,蔡元培向北京大学评议会提出《北大研究所组织大纲提案》,获得了通过。第二年1月,研究所国学门才正式成立。以蔡元培为委员长的研究所国学门委员会,包括顾孟余、沈兼士、李大钊、马裕藻、朱希祖、胡适、钱玄同、周作人等;另外,还聘请了王国维、陈垣、钢和泰(俄)、伊凤阁(俄)、陈寅恪、柯劭忞等作为研究所的导师。研究方向则集中在考古、歌谣、风俗调查、方言调查、明清档案整理等若干很有发展前途的新学科。此后,北大乃至整个中国的研究生教育,逐渐走上了正轨。

  可是,由于连续不断的内战外战,加上解放后没完没了的运动等缘故,中国建立完整的学位制度,独立培养学士、硕士、博士,如此宏图大业,迟至1983年才真正得到落实。此前,各著名大学多办有研究所,也培养了很多优秀人才,但始终没有正式授予硕士或博士学位。建立完整的学位制度,既体现了中国的教育及学术实力,也是为了跟国际学界接轨。最近几年,随着高校大量扩招,研究生教育也急速膨胀,单2005年全国就招收了各类研究生37万人。现在的中国,高等教育规模世界第一,连博士生总数也都“天下无敌”。教授们因而变得手忙脚乱,研究生课程也大都由讨论班改成了演讲课。

  这就回到了老北大对于研究生教育的设计。什么叫“德、美两国大学之Seminar”?简单地说,就是讨论课,师生在一起坐而论道;而不是演讲课,任凭教授一个人唱独角戏。演讲课上,教授妙语连珠,挥汗如雨,博得满堂掌声;学生不必怎么动脑筋,只是一个旁观者,闭着眼睛也能过关。讨论课则不一样,学生是课堂的主体,必须在教授的指挥、引导下,围绕相关论题,阅读文献,搜集资料,参与辩难,并最终完成研究报告。一个关注知识的传播,一个注重研究能力的培养,后者无疑更适应于研究生教学。可在很多大学里,教务部门担心老师们偷懒,要求教师一定要站在讲台上,对着几十乃至上百名博士生硕士生,哇啦哇啦地讲满两个小时。似乎只有这样,才是认真负责。如此规章制度,把博士生当中学生教,把大学教授当公司职员管,效果很不好。

  在北大,由于实行比较彻底的学分制,学生可以自由选课,加上好多慕名而来的其他大学的教师及研究生,著名教授为研究生开设的专题课,往往变成了系列演讲。对此,我深感不安。我在好些国外大学讲过课,没像在北大这么风光的。教授是风光了,讲到得意处,掌声雷动。可我知道,这对学生的培养很不利。想改变这个状态,很难。不说别的,教室就设计成这个样子,椅子是固定的,你只能站在凸起的讲台上演讲,无法坐下来跟学生一起讨论。我不只一次说过,北大要想成为一流大学,先从一件小事做起,那就是彻底改变后勤部门决定教学方式的陈规。呼吁了好些年,最近才得到校方的允诺,在新建的教学楼里,预留众多可以上Seminar的小教室。

  这种以学生为主体的课程设计,对听讲者来说,压力大大增加。以我的观察,现在中国的研究生培养,普遍要求很不严格。单以阅读量来衡量,比在美国念书要轻松得多。我们也开参考书目,但没他们多,而且不抽查,看不看都无所谓。在国外大学上Seminar,不可能只带耳朵,或者睡眼惺忪。你必须课前阅读指定书目,上课时积极参与讨论,学会倾听与争辩,并借此养成发现问题、解决问题的能力。这些技能,你要是只听大牌教授演讲,是学不到的。我不太相信“快乐教育”之类的说法——幼儿园可以,大学不行。并非“不打不成器”,而是承认教育本身带有某种强制性,哪些课必修,哪些知识非掌握不可,绕不过去的时候,你就必须直面“惨淡的人生”以及这些一时看来“枯燥乏味”的课程。提倡给学生“自主性”,是指选择课程的权利,而不是随意缺课,或在同学发言时沉入梦乡。

  最近十几年,类似的讨论课,我试验过好多次,效果都很好——尽管因转移教室,不太符合学校的要求。考虑到北大的特殊情况,我只好妥协,一学期演讲式的大课,一学期讨论班的小课。看今天这个样子,原先设想的讨论课,十有又要泡汤了。

  从1991年发表《学术史研究随想》,并在北大中文系尝试开设学术史方面的课程,十几年来,我始终强调:这一课程的设置,主要目的不是训练学术史研究方面的专家,而是培养学生们的眼光与趣味。换句话说,是一种自我训练。

  2000年春,在“中国文学研究百年”专题课的“开场白”中,我特别谈到借助学术史研究,培养一种境界与情怀。这需要潜移默化,而不可能现炒现卖。之所以再三强调学术史研究不仅是一个课题,而且更是一种极好的情感、心志以及学养的自我训练,原因就在这里。那次开场白,后来整理成《反思“文学史”》,发表在2000年3月22日《中华读书报》。文章中,专门谈及俢习学术史课程可能产生的副作用,那就是造就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,随意指点江山,如入无人之境。把读书做学问看得太容易,把前辈和同行设想得太愚蠢,这种心态很可怕。所以,我不主张专门从事学术史研究,而是希望诸位术业有专攻,而后才将学术史作为研究课题或自我训练的途径。

  今年夏天,在北大英杰交流中心召开的“‘当代学术史’学科建设研讨会”上,我做了专题发言,再次谈及这个问题,提醒大家注意学术史研究的“副作用”:“我不只一次说过,与其把学术史研究作为一个课题,还不如将其作为一种自我训练。在我看来,没有受过相关专业训练的学生,不适合谈论学科史。还没入门,只是记得许多学术史上的掌故,或者几条僵硬的治学经验,就开始指点江山,激扬文字——谁是一流,谁是二流,谁谁谁不入流——那样不好。你不是这一行的专家,没有受过很好的专业训练,凭什么如此下判断?学多了此类激动人心但不着边际的‘空论’,很危险。”(参见《“当代学术”能否成“史”》,《云梦学刊》2005年第4期)

  今天,我还是要“老调重谈”;不过,这回不再说理,而是转述一个有趣的学界掌故。据刘国钧先生称,章太炎曾讲过,晚清著名学者谭献有个儿子,才十来岁,并没读过多少书,可开口就谈《汉书•艺文志》九流十家,非常空疏,极不可取(参见程章灿等《老学者的心声——程千帆先生访谈录》,《程千帆沈祖棻学记》,贵州人民出版社,1997)。评隲各路英雄好汉,要有自己的学问根基,那样,才可能体会深切,抑扬得当。不然的话,只顾自己说得痛快,缺乏陈寅恪所说的“了解之同情”,对学术推进没有任何意义。北京人骂人,冷冷的,但很损:“你以为你是谁。”就这个意思。

  从这学期起,我受中文系委托,每年为全系博士生讲一个学分的必修课“学术规范与研究方法”。生怕讲成另一门课,于是,摒弃高高在上的教训,改为平等的对话与交流,而且,希望兼及高远的境界与具体的学识。在座诸位,若是博士生一二年级,可以将这两门课结合起来,互相参照。

  谈“学术规范与研究方法”,最容易碰到的挑战是,什么叫“学术”?哪来的“方法”?谈学问,有大有小,可虚可实,往往是见仁见智,很难一言以蔽之;至于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,确实有很大差异。你只管唐代诗歌,别的一概排斥,那眼界未免太狭窄了。你读钱穆的《中国史学名著》,那是给博士班学生讲课的记录,其中再三强调,做学问不能只顾自己那一亩三分地。可你也不能不考虑数学研究与诗学研究的差异,认定只要是学问,就一定具有共通性,可以一锅端,那又太宏观了。在我看来,谈学问,规模及眼界大小适中者,是将“人文学”作为一个整体来考量。单就思路、趣味、方法等而言,人文学中不同学科,确实具有某种共通性。当然,这并不排斥你借鉴社会学的方法或者经济史的眼光。

  之所以这么提出问题,那是因为,此前学界有过关于“什么是中国现代学术”的论争。1996年底,《中华读书报》刊登刘梦溪先生的《中国现代学术要略》,文章分两期刊载,整整四大版,煌煌六万言。实际上,这是河北教育出版社“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丛书”的总序。文章本身写得不错,可作为“总序”,每册书前都来那么六万字,未免浪费纸张。李慎之先生实在看不下去——不是因为纸张,而是因为学问路数不同——于是在《开放时代》1998年10月号上发表了《什么是中国现代学术经典》。李先生视野开阔,首先论证中国学术在历史上有过三次:第一次是春秋战国时期,即世界各大文明几乎同时发轫的轴心时期;第二次是佛教传入中国以后,经千年而形成宋明理学;第三次是十九世纪末西学传入中国,除引入许多中国从来没有的新学科外,也使中国传统学术面目一新。中国学术发展三阶段,这没问题,学界大都认可;分歧在于,李先生认为,只有融入了西方的“”与“科学”的学问,才能列为“现代学术”。按照这个标准来衡量,刘先生选编的《中国现代学术经典》以及他为此而撰写的“总序”——《中国现代学术要略》,有一个致命的弱点:没有认真区分传统学术与现代学术,收入了许多不够格的作家作品,而忽略了另外一些重要的作家作品。李先生的指责,有些主意很好,只是悬的过高,一下子做不到,比如,为何不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著作,难道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、《中国植物图志》那样的大书不算学问?有些则是丛书体例所限,任何书籍都不可能无限扩张,比如,你既然选了赵元任,为何不选第一个写《中国音韵学》的瑞典人高本汉,难道中国学术能够完全无视世界学术发展大势?还有些则是对“学问”理解不同,趣味因而相差甚远。比如,李先生称马一浮了无新意,钱基博也太老旧了,应该选的是谭嗣同、孙中山、陈独秀;至于谈鲁迅,与其选《中国小说史略》,还不如选《阿Q正传》——所有这些,都明显是基于思想史而非学术史的立场。要说对中国人精神生活影响大,《阿Q正传》当然远远超过《中国小说史略》;可要是真的将前者收入《中国现代学术经典》,那也是笑话。不过,李先生的最后结论:此乃“现代国学大师丛书”,而非“中国现代学术经典”,倒是点出了这套大书的优长与缺失。

  李先生的提醒很重要,世人之谈论“中国现代学术”,经常一转眼就变成了“国学”,这是个很大的误解。为什么会这样,谈论“学问”时,往往“国学”优先?我在解读作为神话的“清华国学院”时,曾涉及这个问题。上世纪二十年代,中国大学纷纷创办研究院,入手处都是“国学”;这里既有内在需求,也有外在制约:“稍做清理,不难发现,研究院的主旨是:第一,谋求学术独立;第二,铸造中国的国魂;第三,使用科学的方法;第四,研究的对象是作为中国文化整体的‘国学’,而不是西方学科体系中的文学、历史、哲学;第五,经费所限,只能先办国学。所有这些策略选择,不仅是清华校长的个人趣味,也是当时整个中国高等教育的现状所决定的。……如果说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动力是‘输入学理’,那么,1919年以后,以胡适为代表的部分新文化人,开始转向‘整理国故’。可以这么说,二十年代中期,如何‘整理国故’,是各大学文科教授普遍关注的焦点,也是重要的学术转向。这个对的教育及学术转型,起了很大的作用。”(参见《大师的意义以及的位置——解读作为神话的“清华国学院”》,《》第六辑,北京大学出版社,2005年12月)。实际上,“国学”只是一个特定的学术领域,根本涵盖不了学术;只不过世人说惯了,懒得去仔细分梳。

  这门课所讨论的“学术”,也是大而化之,经不起李先生的仔细推敲。不包含自然科学、社会科学,也并非严格意义上的“国学”,而是的“人文学”。而且,还得再缩小,我所讨论的,基本上只限于与学术范式的建立相关的人事以及著述。

  自从先生借用库恩(Thomas S. Kuhn)的科学理论,解释胡适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在中国近代史学上的中心意义(参见《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》第1921页、7791页,台北:联经出版公司,1984年), 关于学术转型或范式更新的言说,便颇为流行。讨论学术范式的更新,锁定在戊戌与五四两代学人,这种论述策略,除了强调两代人的“共谋”外,还必须解释上下限的设定。相对来说,上限好定,下限则见仁见智。在我看来,1927年以后的中国学界,新的学术范式已经确立,基本学科及重要命题已经勘定,本世纪影响深远的众多大学者也已登场。如康有为、梁启超、章太炎、罗振玉、王国维、严复、刘师培、蔡元培、黄侃、吴梅、鲁迅、胡适、陈寅恪、赵元任、梁漱溟、欧阳竟无、马一浮、柳诒徵、陈垣、熊十力、郑振铎、俞平伯、钱穆等,或开始撰写、或已经完成其代表作;汤用彤、冯友兰、金岳霖、张君劢等也已学成归来,并在大学传道授业。本世纪中国人文学科(社会科学另当别论)的大学者,尚未露面的当然还有,但毕竟数量不是太多。另一方面,随着一律、党化教育的推行,晚清开创的众声喧哗、思想多元的局面也不复存在,取而代之的是立场坚定、旗帜鲜明的党派与主义之争,20世纪中国学术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(这个问题,我在北大版《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》的“导言”中,有专门的论述)。具体讨论的文章,有迟至六、七十年代才发表的,但“问题意识”早就存在,可以说是新文化运动遥远的回声。

  当然,谈论学术,本不该回避“反右”或“”,其中的深刻教训,值得我们认真反省。但是,一方面学力所限,目前没有专门研究;另一方面担心,引入“反右”或“”,很容易滑向史,反而模糊了论述的焦点。

  还有一个问题,你为什么不评述最近二十年的中国学界,是不是真的认为“一代不如一代”?在我看来,学术史研究,需要拉开一段距离。如今流行当场拍板,以显示眼光与魄力。评选“全国优秀博士论文”,要求第二年就做结论;很可能还没正式出版呢,哪来伟大的“贡献”以及深远的“影响”?应该是十年后、二十年后,才能比较准确地判断某部著作或某个观点的价值。启功先生去世时,传媒曾大肆宣传:“大师时代已经结束。”我到清华演讲,也有学生问这个问题,我的回答很不客气:学问类型不同,没必要妄自菲薄。再说,我们这一代做不到的,怎么能断言下一代也做不到?

  依我的浅见,“学术文”的研习与追摹,应该作为中文系的必修课,而且是重中之重。因为,中文系毕业生的看家本领,不外乎阅读与写作。前面已经说了,所谓的“写作课”,不该局限于文学性的诗文小说戏曲,更应包括一般作为学问来看待的“学术文”。借用章学诚的说法:“夫史所载者,事也;事必藉文而传,故良史莫不工文。”(《文史通义•史德》)我略为发挥,不仅“良史”,所有治人文学的,大概都应该工于文。

  学问千差万别,文章更无一定之规。“学术文”的标准,到底该如何确立?唐人刘知几讲,治史学的,应具备三本领:才、学、识。清人章学诚又添加了一项“史德”。史才、史学、史识、史德,四者该如何搭配,历来各家说法不一。我想补充两点:第一,选题及研究中“压在纸背的心情”;第二,写作时贯穿全篇的文气。

  1960年5月,钱穆给时正负笈哈佛的得意门生写信,畅谈“鄙意论学文字极宜着意修饰”,信中,对章太炎大加褒奖,对学术路数截然不同的胡适,也颇多好评(参见《钱宾四先生论学书简》,见著《犹记风吹水上鳞——钱穆与学术》之“附录”,台北:三民书局,1991年)。就从这两个人的述学文字说起。

  1909年,针对上海有人“定近世文人笔语为五十家”,将章太炎与谭嗣同、黄遵宪、王闿运、康有为等一并列入,章大为不满,在《与邓实书》中,除逐一褒贬谭、黄、王、康的学问与文章外,更直截了当地表述了自家的文章理想:发表在《民报》上并广获好评的“论事数首”,不值得推崇,因其浅露粗俗,“无当于文苑”;反而是那些诘屈聱牙、深奥隐晦的学术著作如《訄书》等,“博而有约,文不奄质”,方才真正当得起“文章”二字。照章氏的说法,自家所撰“文实闳雅”的,除了《訄书》,还有箧中所藏的数十首。这数十首,应该就是第二年结集出版的《国故论衡》。

  将自家“著述”作为“文章”来看待,那是因为,章太炎对什么是好文章,有自己的独特理解。太炎先生之论文,既反感流俗推崇先秦文章或唐宋八大家,也不认同所谓骈文正宗,而是强调六朝确有好文章,但并非世代传诵的任、沈或徐、庾,而是此前不以文名的王弼、裴頠、范缜等(《国故论衡•论式》)。如此立说,整个颠覆了传统学界对于“八代之文”的想像。章氏这一惊世骇俗的高论,乃长期酝酿,且渊源有自。在章氏看来,文章的好坏,关键在于“必先豫之以学”。深深吸引太炎先生的,首先是六朝学术(或曰“魏晋玄理”),而后才是六朝文章(或曰“魏晋玄文”)。太炎先生一反旧说,高度评价魏晋玄言,称六朝人学问好,人品好,性情好,文章自然也好——如此褒扬六朝,非往日汲汲于捍卫骈文者所能想像。直到晚年讲学苏州,太炎先生仍坚持其对于魏晋六朝文的独特发现。而这一发现,经由周氏兄弟的引申与转化,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散文的一大景观(参见拙著《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》第八章《的“魏晋风度”与“六朝散文”》,北京大学出版社,1998)。

  再说胡适的文章。陈源在《新文动以来的十部著作》中,首先推举的是《胡适文存》,而不是常人特别赞许的《尝试集》或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,理由是,“明白清楚”构成了“他的说理考据文字的特长”。陈源甚至说:“《胡适文存》却不但有许多提倡新文学的文字,将来在中国文学史里永远有一个位置,他的《水浒传考证》《红楼梦考证》也实在是绝无仅有的著述。”至于朱自清,在为青年人撰写的《胡适文选指导大概》中,也专门指出:“他的散文,特别是长篇议论文,自成一种风格,成就远在他的白话诗之上。”在朱自清看来,胡适的论文,采用的是“标准白话”,且讲究情感、对称、严词、排语、比喻、条理;“他那些长篇议论文在发展和组织方面,受梁启超先生等的‘新文体’的影响极大,而‘笔锋常带情感’,更和梁先生有异曲同工之妙”。这里讨论白话文学的成功,举的却是胡适的长篇论文,表面上有点错位,实则大有见地。

  不管是章太炎的《国故论衡》,还是胡适的《水浒传考证》,都是学术史上不可多得的名著——既有学术贡献,也可作为文章欣赏。之所以强调这一点,是有感于现在的学者——包括在学的研究生,也包括已经成名的教授——大都不讲究“学术文”的写作。或生吞活剥西方译本,或照猫画虎师长文章,这不是好现象。也有人擅长想像虚构、叙事抒情,会写精致的新诗或血雨腥风的武侠小说,就是对学术论文没感觉,你说怎么办?有想法,能提问,思维活跃,掌握的史料也很丰富,可就是写不出好论文,可惜了。

  发给大家的“阅读文选”,既是历史文献,也是学术文章;其中好些可以作为范文来追摹。希望大家阅读时,兼及“学问”和“文章”两个不同的维度。总共挑了十五人,每人就选三篇,仔细观察,你会发现,其实每讲都有侧重点;而且,合起来,大致显示我所理解的“学术”的发展脉络。有心人单凭这个选目,就能猜到我讲课的思路;当然,还有可能存在的缺失。日后增加评述部分,做成“学术读本”,相信更有利于初学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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