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楚图南:治学不为媚时语 独寻真知启后人

2019-01-08 来源:未知 作者:admin

  楚图南,一位从云南文山走出的学术大师,他的生命历程几乎贯穿了整个20世纪——作为见证者,他用妙笔记录着中国;作为亲历者,他用双手改造着中国;作为反思者,他用头脑思考着中国。七十载风雨兼程。谈人生,先生真乃“历尽人间无量劫,依然默默自耕耘”,论学术,先生可谓“治学不为媚时语,独寻线月,楚图南为湖南长沙天心阁书写匾额

  楚图南关于史地研究的学术思想最早是通过其译作来阐发的。他自1935年开始翻译,并于1937年出版了英国史地学家迪金森·霍华士的《地理学发达史》。对于这部书的价值,楚图南说:“总算将地理学的全部内容,及其发展的过程,穷源尽委,扼要而简明地告诉我们了。而尤其值得注意的,则是特详于近代,且以不偏不激的折中派的态度,批评地叙述了近代各家各派对地理学的主张。并为动摇着的地理学觅到了它的最后的立场。”

  对于《地理学发达史》存在的不足,楚图南也有深刻的认识:“对于作为地理学单位的‘区域’的研究,无论在理论、在方法上,都还没有令人十分满意的定则和一定的标准……所以无疑,新地理学的发达和完成,仍有待于新的理论体系和更精确的方法之建立的。”

  在翻译研究《地理学发达史》的过程中,楚图南于1935年6月、12月先后在《地学季刊》上发表了《人文地理学的发达及其流派》《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凡》两篇论文,介绍了中外人文地理学的发展历程,特别是重点介绍了近代地理学家洪堡、李希霍芬等人的地理学观点,并就中国地理学的研究提出了以下课题——中国的地史及地形、中国历代建都考、中国历代的区划、中国历代战争之地理研究、东西海陆之通路、中国河道变迁大势、中国历代水利及土地政策、从历史地理所见到的中国史上诸问题、历史地理学与中国现代社会之发展等。

  在1924年发表的《易经浅测》中,楚图南更是开宗明义:“要研究‘易’,不能不研究易的历史,不能不以历史的解释、历史的方法,来研究易的历史。”在他看来,不用历史的眼光看待“易”,就看不到其和本质,也就看不到“易”的线年,楚图南在《云南大学学报》发表论文《纬书导论》。他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对《纬书》进行了系统梳理并明确提出,纬书思想古已有之,它在先秦期间主要沉淀在民间,两汉时则成为士大夫的信仰。而《纬书》成书后出现了两个趋势:一是纬书思想之凝化,二是纬书思想之圣化。

  1980年,楚图南发表《我对历史学方面的几点意见》一文,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提出了重建历史学的四点明确建议:一是尊重历史事实,突出历史的科学性;二是对待史学的态度和作风应该是严谨、认真、科学;三是重视史学知识的普及;四是充分肯定中国史学家的贡献和史学工作的意义。

  20世纪30年代初,楚图南翻译了尼采的代表作《看哪,这人》和《查拉斯图拉如是说》。通过两部书的译出,体现他当时的文学主张和文学思想。楚图南十分推崇尼采,“人乃是一种过渡,一种桥梁,他(尼采)教我们走着这桥梁,这高撑在巨壑绝巅之上的一根绳索,由毁灭到创造,经过战栗和斗争,渡到更遥远的未来,光明的未来”,“我就是以这种精神,这种意味,而尝味了尼采。事实上,他也帮助了我在死和黑暗的严肃与无助中,度过了一段绝望和幻灭的生活”。

  楚图南把尼采的生活称为“意大利的山岳高地生活”,把尼采的书称为“山岳高地的书”,把尼采的精神称为“‘山峰与山峰’之间的一种冒险前进的精神”。他称尼采是“现代社会的解脱者”,是“资本主义社会最深刻的侮辱者”,“是德意志和德意志文化的敌人”,“是教的最大的叛徒”,“是思想史上的堂吉诃德”。为此,他也明确提出:“在中国,一切在变动之中,介绍和研究尼采,亦只能强调尼采对于时代的叛逆性、性乃至进步性即得。”

  1931年5月,当得知《查拉斯图拉如是说》有机会出版时,楚图南难掩心中的激动,“这令我有着将被折断的钢箭,终于又射出来了那样的欢喜”,“我是扪着铁的严肃,在死的战栗,也是在死的大宁静中,译下这东西”。

  1986年,《查拉斯图拉如是说》再版。有感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崭新气象,楚图南认为:“重新介绍、评价尼采的作品和思想,以活跃我们的学术空气、促进我们的学术研究,扩大我们的学习视野,是不无裨益的。”他表示,对尼采的评价应该客观公允,不能失之偏颇,评价人物和作品,既要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客观分析,也要结合时代变化进行细致研究,提出新的认识。

  1949年3月,楚图南翻译出版了美国诗人惠特曼的《草叶集选》。楚图南之所以选择惠特曼,是因为在美国南北战争前,他勇敢地揭露了奴隶主和他们的代言人;在南北战争中,他的诗是的号角;在南北战争后,他是工业进步的歌唱者。惠特曼的诗充满了对奴隶制的坚决反对,对种族歧视的不满,对被压迫人民的挚爱,对无产阶级波澜壮阔的伟大斗争的讴歌。

  楚图南对惠特曼给予了客观而公正的评价:“惠特曼生于年轻的、新生的、资本主义刚开始繁荣和发达的美国,所以他歌颂着解放了的人类平等自由的生命,以至于这种生命的无涯的,无尽的事态,和无止境的创造和建设。”同时,惠特曼诗歌中无差等的泛爱思想也有着自身的局限性,“一种旺盛的乐观主义也多少蒙蔽了他的视觉,使他看不见这个社会的阴影”。

  在楚图南心中,希腊神话和传说是一个“富矿”,需要从多角度开掘。“关于希腊的神话和传说在人类文化教育上的价值以及对于文学、宗教、哲学、心理,乃至民俗、种族、历史、社会各方面的启示是无人能否认的,也是最不容易说得出来的。这在古代希腊是人类知识和教育的宝藏,在以后的欧洲和世界也正是文学上最重要的遗产之一。”

  楚图南认为,顾炎武是清代大儒,“清据之学,实由顾亭林先生开其端”。鉴于顾炎武对古音研究的探求本源,楚图南感慨:“我以为更难得,更值得我们学习的,是先生遭丧乱之际,所淬砺磨炼,所深思奋发出来的一种悲天悯人、挽回颓局的救世心情,一种提倡正学、力娇文弊的严肃而又实际的治学精神!”

  张瑞才,云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、主席,研究员、博士生导师,云南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会会长。著作有《社会发展论》《学思集》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术文集》等,主编《云南大百科全书》《云南文库·大家、名家》。

  楚图南(1899—1994),我国著名史地学家、文学家、历史学家、翻译家、书法家、家和社会活动家,1919年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,大学毕业后开始了长达70余年的和笔耕生涯。在东北期间,他因从事活动被判入狱,在狱中以顽强意志和坚强毅力从事翻译和创作,形成了一批重要学术成果。1929年,他在《读》中提出,“在的铁压下,婉转的生;忍受着横逆的摧伤;饮下了大苦毒与大耻辱的时代所酌给的酒”,讴歌了司马迁的叛逆精神。

  1935年,楚图南在暨南大学史地系任讲师,发表《人文地理学的发达及其流派》《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凡》等学术论文,介绍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地理学观,提出研究历史地理学应遵循唯物辩证法的观点。1938年,他受聘为云南大学文史系教授,发表《学术辩难应有的态度》《云南文化的新阶段与对人的尊重和学术的宽容》等论文,提出开展学术辩论的三个基本要求,要养成学术上的自然健全的活泼的新空气,“对人知道尊重,对学术给予宽容”,才能使“学术思想自由健全地发达起来”。1947年,楚图南赴上海法学院任教授,再版《刁斗集》。1949年受聘为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。新中国成立后,他在长期从事对外文化交流工作之余,始终不懈从事学术研究工作,在《光明日报》《人民日报》等报刊上发表了大量研究成果,包括学术论文、理论文章、文学作品、书法作品等。直到1993年12月,94岁高龄的楚图南还在《群言》杂志发表《百年诞辰感言》一文,真正做到了生命不息,笔耕不辍,其70多年的学术成果在1992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《楚图南著译选集》(两卷本)和1999年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《楚图南集》(五卷本)上得到了集中体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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